□作者:
[1]
陈建生院士谈我国天文学研究机制
引用:
天文学家：陈建生 |
陈建生（1938--）福建福州市人。天文学家。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致力于天体物理理论研究。在类星体吸收线、宇宙原始氢云、高红移星系、类星体巡天等方面取得一系列成果。与他人合作，首次使Lya线丛现象得到天文界公认。首次提出并实现在施密特望远镜上用CCD进行多天体同时快速测光的方法，开辟了一条大样本天文研究的新途径。
在我国天文学研究领域，中国科学院陈建生院士是卓有成绩的一位科学家，他敢说敢做的精神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九届人大五次会议上，他提出，高等院校与国家级科研院所应该多合作，发挥各自优势，合作的前景将非常广阔。
我国的研究院所与高等院校分属不同的部门，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发展，各自拥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在科研方面，研究院所研究的课题，高等院校同样可以研究，分别从不同的渠道获得研究经费。这种互相割裂的研究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课题重复，缺少交流，争夺人才。
陈建生代表说，国外的许多国家级研究院、实验室都设在大学校园里，如美国空间望远镜研究所就设在霍布金斯大学，他们与研究院所的合作比我们做得好，尤其是在基础研究方面，合作非常成功。
从前两年开始，陈建生代表为推动研究院所与高等院校的合作做了许多努力。
“在北京大学成立天文系的初衷是促进中国科学院与高等院校的结合，”陈建生说，“我现在担任北京大学天文系系主任，但我的编制还在中科院国家天文台，我是以中科院代表出任北大天文系主任，中科院从创新工程中每年还拨数十万经费，支持北大天体物理中心和天文系。既然中科院与北京大学合办天文系，就要有一个很灵活的机制，否则还是两张皮贴不到一起。”
有了灵活的机制就要充分利用各自的优势，国家级研究机构拥有众多大型实验设备，这是高等院校所不具备的，高等院校有丰富、广阔的生源，学科众多，具有良好的人文环境，非常有利于形成创新的氛围，这又是研究院所所不具备的。
在北京大学天文系，中科院国家天文台及北京大学的学生在一起上课，他们可以选中科院研究员，也可以选北京大学教授来授课。学生的实验全部在中科院国家天文台实验室进行，使用国家天文台的天文望远镜和现代化实验设备，不仅学生的实验如此，北京大学天文系老师的科研同样可以使用中科院国家天文台的实验设备。
陈建生代表说，我们还聘请了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的7位中青年学者担任天文系教授，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学者，是我国天文学领域最优秀的一批中青年学者，许多人入选中科院“百人计划”，获得过国家杰出青年基金。没有灵活的机制，这些很难做得到。
在中科院与北京大学成功合办天文系之前，中科院与北京大学先成立了天体物理中心，它不是以教学为主，而以研究为主，更像个研究所，吸收了国内外的访问学者和客座研究人员，中心为他们提供住房和实验设备。陈建生说，“中心非常的流动和开放，现在中心与天文系的结合也非常好，天文系的学生参加中心的学术讨论会，多了许多的机会听大学者的学术报告，培养宝贵的科学素养。”
现在，天文系的影响已经扩大到北京大学的校园之外，不久前，清华大学天体物理中心与陈建生代表商定，清华大学的天文研究生也与北大、中科院的学生一起上课。陈建生代表说，这样，在北京中关村就形成了一个中科院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开展天文学合作的三角态势，可以很好的施展各自的优势，清华大学的学生可以到北京大学上理科和人文科学基础课，北京大学的学生可以到清华大学上技术类的课，如机电一体化、光学设计、自动控制和网络课程，中科院可以从两所高校中选拔优秀的天文研究人才。“三方面合作形成的优势将推动我国天文学的发展，”陈建生代表说，“我们合作的目的是为国家天体物理事业的发展做贡献，起到凝聚作用，以活泼的形式，把科学的思想和科学活动凝聚在一起，起到催化作用，推进科学思想的互相碰撞，促进合作，推动研究工作的深入，第三个作用是培养一批从事天文学研究的人才。”
陈建生代表认为，现在这种合作还更多地停留在基层的积极性，要推动这方面的全面合作，还需要从整个国家科技体制、教育体制，乃至人事体制、资源分配机制以及部门业绩的评估等方面作很大的改革，才能突破现存的严重的部门主义和山头主义。
相关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