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周刊记者 彭晓芸
访谈嘉宾：唐昊 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
探月与传统复兴不相干
南都周刊：关于“嫦娥一号”发射升空的新闻受到广泛关注，有调查显示，有97.93%的民众表示关注此事，您认为公众关注此事的社会心理基础是什么？2003年，杨利伟在完成太空飞行任务之后，很多人视其为“民族英雄”，这种将航天事业与民族自豪感挂钩的情结来源于哪里？
唐昊：在历史上，航天事业素来被人们作为国家，民族振兴的符号，这并不奇怪。因为航天事业有难度，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能做到。而少数能够做到的国家，被认为是有竞争力的，光荣的。
在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就在航天领域展开了竞争，双方都花费了大量的金钱和精力，试图在航天事业上超过对方，从而创造出了人类的许多新的太空记录：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 而美国人首次登上月球。而这次的探月行动据我在欧洲的朋友描述，还是有些欧洲人心里酸得很，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我们的航天成就是令人羡慕的。同时也可见，航天事业的重要动力之一确实是为自己的国家求得光荣。
将航天事业与民族自豪感挂钩，这种情结是可以理解的。不过，我们还应该看到，其实航天事业还有更广泛的、超越“民族自豪感”的深刻内涵，它体现和激发着人类的爱国精神、探险精神、进取精神、求知欲，这是人类文明不断进步的源泉。美国人在登上月球时说的是，“这是我个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就说明这实际上是全人类共同的成就。如果我们过分沉迷于民族成就的情感和价值，而忽视了其他的价值，既不理性，同时也是在丧失更多的好东西。
南都周刊：在最近的讨论中，关于“嫦娥一号”的文化符号，也引起了很多的联想，对“嫦娥”形象作出各种解读，当然，其中最强调的就是关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和传统，赋予科技事业以文化意义，这是对科技事业的过度阐释吗？
唐昊：一个民族，越是在物质上和心理上虚弱的时候，就越是需要一些外在的东西来提气。女排当年不也被赋予政治文化意义吗？艺术家的成也往往被阐释为“为国争光”吗？不过，探月行动被当做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符号，这很奇怪。我们的古老文化自有其存在的价值，如果拉上与其毫不相关的人类现代技术文明的成果来为其脸上贴金的话，只能说明中国人对自己传统文化的不自信，也降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品位和说服力。
南都周刊：除了文化的意义，这次的探月行动，还被赋予了商业意义，当地某旅行社获得组织游客的业务，每位前往观看“嫦娥探月”的游客需交费800元。
唐昊：很讽刺，这正好是对于虚幻的民族主义的一次彻底的揭穿——如果这次升空成了一场“商业秀”，人们也是为了看热闹而花钱，而不是为了爱国而花钱的话，所谓探月升空就变成了只是一场大的“热闹”而已。而且在更深刻的意义上，它令人寒心地表明，原来即使在一个民族中，同为中华儿女，中国人也是分有钱无钱、有权无权的，而把科学探索变成商业行为，这种做法无疑暗示着，只有那些有钱有权的人才有资格爱国，畅快地爱国，并从爱国中获得快感，其他人不配获得这种快感。
如果要保持探月计划的纯洁性，用以激发人们的爱国情感、探险精神、进取精神、求知欲的话，完全可以通过抽签的方式确定观众名额。没有人有权为此向公民收费，原因很简单，即使从法理的角度来看，这次探月行动是由全体中国纳税人买单的，没有任何人有任何理由可以借此谋取私利。
探月不该鼓励军事意义
南都周刊：各个国家的太空计划都被视为增强本国国际影响力的手段，目前的“太空竞赛”虽然远远比不上美苏冷战时期，但国家荣誉和民族利益显然是这背后的某些因素，而人类共同利益和未来往往却让位于这种国家荣誉，究竟是竞赛还是合作？取决于什么？
唐昊：最近几年来，世界迎来了新一轮的探月热潮。不久前日本发射的首颗绕月探测卫星“月亮女神”绕月探测卫星升空；印度也计划2020年人登月；去年12月美国宇航局发布“重返月球”计划。新的探月热潮确实是一种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但这种民族主义的表现形式总比战争、冲突的形式好得多，如果每个民族、国家之间是在科技、经济、文化上相互竞争，而非进行你死我活的战争的话，我想，这已经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了。
卡托研究所的詹姆斯·多恩就提到，中国的月球卫星证明中国不仅在经济上突飞猛进，而且在科技领域也大有长进。这为美国宇航业争取更多发展经费提供了论据，因为近年来美国在这方面已经懈怠了；当然，中国的行动对欧洲国家也会产生促其发展航天业的动力。这种竞争促进科技进步的正面作用不容否认。当然，探月是全人类的共同梦想，它可以成为一种竞赛，但更应加强国际合作，大家一起圆一个人类的梦。至于那些把这种举动赋予了军事意义、霸权意识的国家，则不应受到鼓励。
南都周刊：对于各种太空行动的报道，我们的媒体，形成了一套相对来说重意识形态的话语模式，诸如对航天人员楷模式的歌颂，您怎么看待这种思维定式和话语系统？
唐昊：现代文明社会的准则之一就是，不能用一套宏大话语掩盖了普通人的人性，把这些“航天英雄”们符号化、政治化其实并不是对这些人的尊敬，而恰恰是阉割。民族英雄不能没有人性，不能用民族性掩盖了其人性。所以，展示他们作为普通人的一面，更加能够阐释人的伟大，一个普通人通过不懈的努力，最终可以到达我们世界的最高点，这对于我们凡夫俗子来说，不是最大的激励吗？
这里我要特别说一句话：对于那些为航天事业贡献了大半生时间的人们，我们在这里说任何话都是苍白的，我们应对这些展现了人类伟大一面的英雄们表达敬意，因为这一切证明了人类将不断向前，超越自己所在的世界。而我为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呼吁这种人类文明的成果不要被过度政治化、符号化，而还其本来面目。惟有如此，人类的文明进步、中国的健康发展才能够持续下去，他们的努力也才是值得的。
南都周刊：西方学者安德森认为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尽管在他的论述中，民族是一个被想象、模塑、改编和改造的过程，但人们对想象力的创造力的执著，深刻反映出背后的文化归属和寻找家园的冲动。因此，安德森力辩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区别，在太空计划这件事情上，是否同样可以折射出这两种情绪的博弈？
唐昊：至于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我想这两者倒是很好区分的，爱国，是对自己乡土的热爱，是对周围和自己一样分享着共同文化的人们的依恋之情，是一种自然自发的人类情感；而民族主义，更多的是政治上的功用，它把对民族国家的崇拜推向极端，甚至可以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去牺牲他国的利益，而且正像南联盟这些国家一样，民族主义总是容易被人操纵的。人们的精神必须有所归属，民族就是这样一个精神家园，但也是最容易被政治化、符号化的一个家园。对此，唯一的解决方式正如一位学者所说的，是这个民族本身要扩大开放，走向世界全局，避免视域局限；与此同时，保障言论自由，在接触各种观点和参与自由辩论中，多数公民必然会越来越冷静和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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